财政部增加8月份在港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释放什么信号？

传统观点受到了严重质疑，金融周期概念对潜在经济增速做出重新审视。

现在地方政府与央企加强合作，则可能导致这种板结化的经济结构更为严重，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将更加逼仄，以至于影响到经济转型的顺利推进。这只能说明，央企多年来的"野蛮生长"，已经对民营企业产生了排斥效应，即使地方政府推出了大量投资项目，它们也难以挑起这副担子。

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当时也上马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项目，但就当时来说，民营企业的准入空间还没有现在这样大，这些项目很多都进入了央企的腰包，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央企正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的最近几年，其投资规模得以迅速铺大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民营企业在这几年生存艰难，即使在信贷宽松的那几年，它们也未能得到多少信贷支持，以至于有不少民营企业难以为继。对此，央企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大多热情回应。  尽管距离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的出笼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但近期各地政府已经坐不住了，很多省份召开经济分析会议，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各地对于这些"微刺激"政策都抱有浓厚的兴趣，并结合本地区实际推出了不少投资项目，希望以这些项目的展开来给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民营企业难以在地方的"稳增长"中担负起挑大梁的角色，这是中国经济结构板结化的表现，目前，这种情况其实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一些央企尽管抛出了混合所有制的绣球，但民营资本却少见热烈的响应，不是它们对参与现在由央企占据的市场不感兴趣，而是实力不够。

但是，再能够鼓舞人心的投资项目，如果没有资金的投入，它就只能是一张画饼。一年来，中央政府不断地出台政策，扩大民营经济的准入空间，在地方政府稳增长的部署中，民企本来是能够派上大用场的，但是我们却很少看到民企在这方面的作为，以至于地方政府不得不转而求助央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虽然没有冒险通过整个信用体系的价格重估进行存量改革，但是却通过结构化的宏观管理有限拖住了风险恶化的步伐。

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发挥资本市场的杠杆作用。长此以往，政策就会脱离新常态框架，而中国经济则将面临脱轨的风险。左右权衡，只托不举的宏观管理思路逐步成型：以大投资、宽货币为主的粗放式宏观调控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以定向投资、稳健货币为主的结构化调控。新一届政府改革的思路是保存量、加增量。

从自然资源的角度看，要改革土地制度和城乡管理体制，改善土地供给，重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比如放开单独两孩，逐级放宽户籍限制等。

加快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理顺资本价格。保存量反映的是，当经济滑落至可容忍的下限时政策会主动有为，政策焦点是保增长、保就业。2013年以来，面对结构性减速的经济背景，新一届政府的宏观管理思路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资本的角度看，要改革金融体系，改善资本供给。

改革财税体制，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改革涉外经济体制，从贸易开放到投资开放，从制造业开放到服务业开放，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未来存量改革的核心是打破供给端的要素瓶颈，释放经济主体的微观活力。一方面是存量债务对流动性的吞噬导致债务扩张能够形成的投资规模在递减，另一方面是随着资本大规模扩张导致的投资边际产出在不断递减。

另一方面，通过雷厉风行的反腐，主动降低其风险偏好是未来可选择的合意路径。积极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

厘清了政府的新思路，我们既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过去两年经济增速不断式微的背景下，政府能够保持定力不刺激，也可以预见在2014年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政府绝对不会放任经济滑出安全的底线。加增量反映的是存量经济稳定后，政策会转变为促改革。

随之而来的是债务转化为增长的能力越来越弱。改革国资国企管理体制，理顺国企与出资人以及国企内部的关系，提高国企运行效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看，要改革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IMF经济学家Marco Pani的同名研究报告则进一步指出腐败将使政府过度扩张信贷和债务，严重时将引发金融危机。腐败可以看做是一种隐性税收，是一种大规模的资源错配，会加重企业和个人的生存成本，压缩实业的盈利空间。最近这几年中国经济的投资/GDP比率都接近50%，雄冠全球。

商人怕是因为贿赂已经成为他们经营活动的润滑剂，没有了腐败，财富创造和分配的许多流程就走不下去了。进入专题： 反腐 。

实际上习李新政下的反腐能如此深入，除了和习李敢啃硬骨头的改革魄力大有关系，还有就是和中国的债务危机和美联储退市有关，而且这种关联绝不仅仅是时间点上的巧合。一系列房妹、房姐、房叔、房爷事件的曝光，已经让外界充分认识到了房地产市场洗钱的巨大威力。

无独有偶，中国腐败高发的一个重要领域便在于土地，根据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调研数据，腐败官员中超过一半的人有份参与基础设施和土地交易项目。中国反腐正破釜沉舟向深水区挺进，这得多谢美联储把中国的债务问题逼到墙角，迫使反腐成为经济去杠杆化的利器。

研究巨贪的白手套的敛财理财手法可以进一步确认这种趋势。腐败是政治现象，更是经济现象。以投资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扩张债务规模的同时为贪腐行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贪腐产生的寻租收入又进一步推动这种债务扩张。这些人都曾经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批评过中国的腐败，如今反腐进行到了深水区，伤到了他们的钱袋子，他们又开始对反腐颇有微词了。

正因为如此我才从经济学的角度推荐通过健全财产权制度，建立全国性的资产纪录大数据库并据此开征资产税，把国资委肢解成若干个淡马锡等方式来反腐。这个时候可以毫不夸张的讲中国经济是建筑导向型的。

腐败不但使得国内的特权阶层拥有了通往中国经济富矿的快车道，而且还把这条快车道延伸给了不少国际友人。除了提供寻租收入之外，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为贪官隐匿和漂白巨额财富提供了绝佳的渠道。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反腐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更是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给经济去杠杆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的反腐引起了很多人的恐慌，不光是政客，还有商界精英，还有和中国有利益往来的国际友人。

征地补贴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如此巨大，官员贪腐的回报如此巨大，想不腐败都难。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就是去杠杆化。中国反腐能如此破釜沉舟得感谢美联储，是他们勒紧了中国经济去杠杆化的缰绳。农民收到的征地补贴的平均值是17850美元/英亩，而开发商的复售价格平均值是74万美元美元/英亩。

在前有来敌后有追兵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去杠杆化进程走到了进退维谷的困境。正如笔者在【反腐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指出，贪腐官员的巨额资本通过影子银行系统一方面进行漂白，另一方面进一步助长投资狂热和信贷泡沫。

让我们透过房地产来以管窥豹：根据法国兴业银行的数据，2010年中国总共在建筑业上投入了10000亿美元（包括住宅，非住宅地产和基础设施），占据约20%的名义GDP——这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自2005年以来，强制性的国家征地规模每年都稳步增长，受调查的村庄中有43%在过去十年都遇到过这种强制征地。

这个比率远远高于二战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纪录。这绝非危言耸听，欧盟投资800万欧元给著名经济学家Bo Röthstein对腐败问题进行研究，根据这个研究的成果，欧猪五国的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些国家的腐败造成的。